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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紀中亞的藏語文及佛教:前弘與后弘之間

時間:2018-06-29 00:06:43 來源:西藏在線 責任編輯:西藏在線小編
  9月14日晚,日本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武內紹人(Tsuguhito Takeuchi)教授以“10世紀中亞的藏語文及佛教:前弘與后弘之間”為題,在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111會議室為我所師生帶來一場有深度的學術報告。本次講座為“四川大學藏學所珠峰名家論壇”第九講,由霍巍教授主持,玉珠措姆副教授擔任翻譯。藏學所熊文彬教授、羅鴻教授、張延清副教授、楊清凡老師等以及四川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的眾多師生到場聆聽。

本場講座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武內紹人教授主要對藏學研究的早期階段做了介紹;第二部分主要以文獻為基礎對后吐蕃時期藏文在中亞地區的使用做了分析;第三部分對后吐蕃時期佛教在中亞的傳播和發展做了進一步解讀。
在第一部分,武內紹人教授認為,早在二十世紀初,在于闐、敦煌等地發現一批古藏文寫卷,當時的學者非常興奮,認為這批文獻對于西藏歷史研究大有裨益,進而將這批古藏文文獻納入研究范疇。當時研究者對于上述古藏文文獻有以下三種認識:首先,因為這些藏文寫卷用藏文寫成,所以很多人認為這些典籍一定是藏人寫的;第二,這些古藏文寫卷一定是形成于吐蕃統治中亞時期;第三,這些文獻雖然在中亞地區被發現,卻忠實記載了西藏的歷史與文化。當時吐蕃北方中亞地區絲綢之路主要有南北兩條路線,發現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南線的米蘭(Miran)和麻札塔格(Mazar-tagh),而在吐蕃本土,目前發現的只有石刻而沒有寫卷。在研究吐蕃史時,研究者自然會重視文獻和石刻兩種文獻。
上述寫本年鑒和石刻兩種文獻主要是官方書寫的。隨著吐蕃研究的深入發展,一些新的文獻被使用,這主要指一些民間文獻,比如私人信件、法律文書、契約、占卜辭等。官方文獻特點比較單一,主要是在有限的一段時間內寫成的,同時都是藏人書寫而成。但是通過分析民間文獻會發現,在古藏文文獻領域里有兩個比較不同的問題,第一個是社會語言學問題,即文獻的書寫者是非藏族,如漢人,于闐人,回鶻人,吐谷渾,蘇毗、象雄等地的人;第二個問題與第一個密切相關,即古藏文文獻的形成時間不局限于吐蕃時期,而是持續到了十世紀。本場主要涉及第二個問題。
講座進入主題之前,武內紹人教授首先用兩個契約文獻作為例證,展示了中亞地區古藏文寫卷的特點。這兩個例證均用藏文書寫而成,不同的是其中之一是由于闐人書寫而成,另一份由漢人書寫而成。兩份文獻存在明顯的書寫流利程度差異,漢人書寫的文本較為流利和準確。這可能是因為其形成年代不同造成的,這種差異反映出于闐人和漢人對藏語的掌握程度存在差異。
 
左圖為于闐人書寫,右圖為漢人書寫

介紹完上述研究背景后,講座進入第二部分,即后吐蕃時代的中亞古藏文文獻分析。武內紹人教授將后吐蕃時期藏文在中亞地區的使用情況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藏文作為通用語在中亞不同族群之間使用。一般而言,所謂吐蕃文獻應形成于吐蕃時期,但是從中亞地區的古藏文文獻來看,有一些形成于后吐蕃時期,比如法國學者出版的一個藏梵對照文本可以被認定是后吐蕃時期的典籍。第一個提出藏文在中亞的使用的是匈牙利學者烏瑞。烏瑞認為,中亞地區的于闐國王和敦煌歸義軍統治者之間,以及甘州回鶻和歸義軍統治者之間均用藏文交流。第二個階段,武內紹人教授經過對更多典籍的分析發現,藏文在中亞當地族群內部也被使用,并發展出多種多樣的載體形式。上述兩個階段主要涉及的是非佛教典籍,如信件、契約等。到第三階段,藏傳佛教典籍開始在中亞地區出現,目前可以找到上百個密教文獻。由此,武內紹人教授產生一個問題:為什么非藏語族群也用藏文交流?經過進一步研究,教授認為,在中亞這樣一個多族群和多語言地區,使用藏文交流不光是語言問題,藏語的使用能夠體現使用者的社會聲望,有能力用藏文交流者,其社會地位較高。
如何對上述古藏文文獻斷代問題。武內紹人教授總結了十多種對后吐蕃時期中亞地區的藏文文獻進行斷代的方法,包括紙張質量、漢族官員稱號(一般為后吐蕃時期)、后記、印章(漢字紅色印章)、書籍的形式(九世紀末期出現這種形式)、 木刻本(14世紀出現)、典籍中的于闐因素、藏文字體(吐蕃時期字體特殊,但是也要注意,藏文經典在后期抄寫時與原文一樣)、六字真言出現時間等十二種斷代方式。通過斷代可以知道,中亞地區的文獻大部分是十世紀以后產生的,目前敦煌藏經洞能找到的大部分文獻可能是后吐蕃時期產生的。
目前發現的古藏文文獻有很多不同的體裁,如私人和官方信件、法律文書、官方命令、歷史文書(有可能是吐蕃時期的,也有可能是后吐蕃時期的抄寫件)、佛教典籍(包括密宗)和占卜文書等。在這里教授以三份藏文寫卷為例進行了說明。第一個例子以藏文寫成的法律判決文書為例進行了說明。案件的內容是一位敦煌的漢族女子因子女撫養權問題狀告一位尼姑。有趣的是,在文件的末尾漢人判官最后用漢字簽名,而不是藏文。第二個例子是歸義軍給當地人的命令,大意是:軍隊要來了,民眾需要將羊等圈養。有意思的是,幾年后一個相似的命令用漢文寫成而非藏文。由此可以看到,后吐蕃時期,剛開始時藏漢雙語共同使用,后期藏文使用的很少。第三個例子是以浙江省藏敦煌文獻為例,大概內容是:肅州漢人投靠甘州回鶻,與之一起反抗歸義軍,后被歸義軍挫敗。失敗者向歸義軍領袖起誓不再次反抗。有意思的是,起誓的內容混雜了藏式盟誓和當地盟誓兩種形式。
 
藏文判決與漢文簽名

上述這些文獻逐漸有了一些新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首先,書寫體變化,開始出現了藏文草體;第二,占卜形式開始出現錢幣占卜。藏族傳統方式中以神(??)來占卜,但在錢幣占卜中開始用孔子來作為占卜。第三,???這個詞的詞義發生變化,在藏文里???的含義為“天”。在中文里“天”同時也有“神”的含義,因此藏文的???也開始包含“神”的意味。第四,從一封回鶻可汗寫給歸義軍首領的書信可以看出此時書信的形式也發生一些變化,書信開頭有大段空白,同時蓋方形紅色印章。
對于后吐蕃時期藏文文獻的產生及其特點,武內紹人教授總結道:第一,藏文在中亞地區廣泛運用,因此目前所見古藏文文獻并非是吐蕃占領中亞之后時的遺存。第二,藏文是擁有社會聲望的共同語言,當地人持一種比較積極的態度使用藏文。
隨后,講座進入第三大部分,藏傳佛教在中亞地區傳播及其表現。武內紹人教授認為,首先,到十世紀時藏傳佛教文獻數量驟增,特別是密教文本。第二,這一時期很多抄經人是非藏族,如回鶻人、于闐人和漢人等。第三,大量的密教經典形成于吐蕃時期。教授同時指出,十世紀時期在印度-于闐(西藏)-沙洲-漢地一線之間有大量的僧人往來活動,因此這一時期仍有很多新的佛經譯本。以下一些文獻可以反映出此時僧人的活動,如P.t.849為梵-藏互譯手冊,P.t.5538v為梵-于闐文詞匯手冊,IOL Tib J754記載了一位漢人僧人由五臺山出發經沙洲到那爛陀(Nālānda)朝圣的經歷。
上述佛教文獻反映出,至十世紀末期,中亞地區的人對于藏傳佛教,以及密教的興趣在持續增長。同時,當地的漢人、回鶻人和于闐人抄寫藏文經典并將其送給寺院。此外,由于這一時期梵文經典難以得到,藏文經典文獻在當地人群中逐漸成為神圣文獻,變得越來越流行。武內紹人教授以一份于闐僧人赴敦煌朝圣時所列的采購清單為例,這份清單前半部分用于闐文寫成,而后半部分用流利的藏文寫成,這可以說明于闐僧人早已熟練地掌握了于闐文和藏文,也證明了藏文在這些地區的流行程度。
 
于闐文-藏文雙語清單

 根據前述中亞地區的情況,武內紹人教授對于十世紀及其后這段時期提出了一個新的認識。從藏族傳統觀念出發,西藏的歷史被劃分為前弘期和后弘期兩個階段,今天所講的這個時段恰巧處在前后期與后弘期之間,往往被稱為“黑暗時期”。但是,通過前述武內紹人提出一個新的角度,即如果從中亞的角度出發會有很多不同。這段時期藏傳佛教在中亞地區仍然在傳播,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藏文對西夏(Tangut)佛教產生影響;第二蒙古人皈依藏傳佛教;第三,回鶻佛教徒在河西一帶活動;第四,在黑水城(Khara-khoto)和額濟納(Etsin-gol)地區也出現藏文文本。在這里,武內紹人教授以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獻為例,說明這一時期藏傳佛教在中亞地區仍然繼續傳播,例如金剛乘(Vajrayana Buddhism),同時在這些文獻中也能同時發現噶當派和噶舉派的蹤跡。
講座最后教授總結道:至十二世紀時,藏文仍被中亞地區的非藏族人使用,第二,藏傳佛教在十世紀時在中亞地區流傳,在西夏,漢,回鶻人中都很流行。第三,這一時期出現的教派與后期出現的各個教派有融合趨勢。第四,這一時期中亞地區佛教的流行使得后來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第五,藏文及藏文化在中亞地區的傳播,使得在東亞更廣大地區形成了佛教影響圈。
講座結束后,張延清副教授進行了評議。張老師認為,武內紹人教授的講座內容豐富又具有深度,展現了講者深厚的文獻功底。本次講座以吐蕃在中亞地區的統治及其影響為切入點,對于后吐蕃時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變遷做了細致的講解。吐蕃控制中亞西域一帶近百年,期間漢語、藏語是當地的通用語。吐蕃政權瓦解后大量藏人成為中亞地區的永久居民,因此在后吐蕃時代藏文仍然被使用。尤其在十世紀時,藏文在歸義軍政府與甘州回鶻和于闐政權的接觸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武內紹人教授的講座生動展示了后吐蕃時期藏族文化在中亞地區傳播的過程。
 

隨后,我所羅鴻教授、張延清副教授以及其他在場的師生分別就后吐蕃時期梵-藏佛教經典翻譯的質量問題、象雄語及南語與藏語的關系問題、藏文木刻本出現的時間問題等與武內紹人教授展開討論,教授對大家都提問一一詳細作答。最后,霍巍教授對整場講座進行總結,并對武內紹人先生的精彩演講再次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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